” 本期我们请到“燕京里”项目创办人王硕，以及玖楼创办人柯伯麟和我们聊聊他们各自的共享居住空间项目的缘起、发展历程和经验感悟。

Hi，大家好！这里是706 co-living小组制作的播客。co-living小组附属于706生活实验室项目，我们关注、研究、分析世界各地正在实践共享价值的生活模式，并组织国内外青年组织创始人进行访谈，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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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普遍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的今天
在后疫情时代里
共居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的意义和未来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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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共享居住项目的缘起

凯：请王硕首先简单谈一下燕京里这个项目是如何做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王：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做这么一个社区。我们一共是三个合伙人，我和其中之一是发小。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搞一个叫做“重启宅”的研究，当代中国一线城市的青年人多数因为高房价而买不起房，以租屋为主，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在租来的小空间里实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共同经历不只是租房子，更有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大院儿里长大的。过去北方城市里都有这种大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但那时候是集体制，就有很多共享设施，如食堂、澡堂子。

所以聊着聊着我们的研究就转向了，从研究如何在一个孤独的小空间里实现生活可能性，转到如何把许多人聚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成为一个圈子，我们开玩笑说这叫“新大院”。 另一个合伙人原来是我设计的一个名为“新青年公社”项目的甲方，我们一起聊过如何让上百个青年人居住在一起的同时还能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发生。这个项目之后我们两个觉得理念很契合，加上之前那个发小，我们三个人一起聊，逐渐形成青年社区的概念。这大概是2014年、15年左右，我们同时还做着青年人共居实验的研究，我们给它起了个搞笑的名字叫“云团伙”，研究大家如何像云一样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伙。

注：新青年公社是一座混合型青年居住社区，位于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的边缘。设计突破了一般集体居住的模型，廊桥、楼梯、阶梯座位介入通高中庭，塑造出一条如开放街巷般丰富多变的公共流线，串联起中庭及两侧的各级邻里共享空间，满足了当代年轻人衣食住行可能利用到的空间形式。项目提出一种社群共生的新范式：在个人平等自足的基础上，经由空间的多元共享，促发互助合作、与周边环境积极互动，进而生长出一种当代“新青年”的社群原型。

后来探究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从2010年开始就做类似的项目或者研究，可能跟从小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六岁之前在乡村长大，一个乡土版的熟人社会，每家每户都认识。上小学后来到北京城，姥姥家在胡同里，是跟大院不一样的另一种熟人社会，邻居之间关系五味杂陈，好坏都有。有很多你来我往，低头不见抬头见。后来求学的过程中，不管是去到国外还是回到北京租房，觉得很不适应，住在大楼中的一个独立小房间，谁也不认识，我觉得这种状态对青年人来说很难找到工作之外的生活归属感。所以我们就把项目转到了具体的社区上，我们三个合伙人各自有分工：有人负责融资、有人负责运营，我负责设计、创意多一些。 燕京里这个项目的诞生有点偶然，我们找到了一块地，在地铁金台路站旁边一个很老的社区叫延静里，我们取了个谐音，因为大家都喜欢燕京啤酒。我们本来还想去找燕京啤酒拉点赞助，结果没有成功。

凯：那么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玖楼的创办经历吗？

柯：我本身是高雄人，毕业于台大政治学专业。跟所有北漂一样，希望和朋友在大城市里合租一套房，但可以有更多开放的公共空间。在招募认同这个生活理念的室友时，我意外发现招募贴有一万的转发量。这让我意识到原来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玖楼就这样创办了。玖楼在2015年成立里，在租不到像样房子的台北，玖楼开始改造了10间老公寓，打造客厅、厨房成为类似咖啡馆的半开放空间，简约的设计吸引百馀位来台北寻求梦想的学生、上班族、自由工作者、国际人士。新颖的物管模式，也吸引了许多屋主合作，掀起老屋欣立的新风潮。玖楼相信，人们不只在都市工作创业、上学实习，更应该「住」进一个社群，因室友的共同生活互动，共享空间、知识、经验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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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共享居住空间？

凯：刚才王硕谈到了合伙人各自有分工，那么也想问下玖楼的柯柯，因为我看到创始团队中也有人是建筑出身，那是否团队里建筑师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柯：是的，我觉得建筑师很重要，因为他们会考虑到我们一般人在居住过程中不会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老屋改造。我们这边除了我还有两个合伙人，一个合伙人是地理系出身，负责设计和行销。另一个的背景是都市规划，会用都市的尺度思考我们的用户群体以及如何打造我们的青年空间品牌。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很会画图的伙伴，这也是我们遇到的困境。因为租期很重要，跟地主、房东怎么谈是个技术活。另一个很重要的是房屋装修成本的控管，我们没有什么经验，这些年交了很多学费。不管是挑选合适的设计材料，以及采用怎样的方法更有效率地完成装修，这些都是建筑师作为一个智囊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验。 

凯：在空间划分上，你们如何判断公私空间的比例？比如多少个私人空间需要匹配多大面积的公共空间？

柯：这个涉及到市场的调查，跟场域有很大关系，很难一下说得清楚。以现在玖楼璞园的例子来说，公设比相当高，80个房间有很多走廊，一楼作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占比可能达到50%左右。 

玖楼璞园外观，图片来自 ©9floor 玖楼

玖楼璞园公共区域，图片来自 ©9floor 玖楼

凯：我记得燕京里有共享办公的空间，是否是说在你们看来共享办公空间也是社区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

王：是的。最早做了青年公社项目后，那段时间市场上有不少单纯的联合办公和长租公寓的品牌出来，而我们认为办公和生活一定要在一起才会更有趣。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抱有的想法，单纯分开做的话可能会做成好的产品，但无法形成一个社区。 

但是需要承认，市场上总会有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单纯靠社区的个性和独特文化也很难在市场上立足，所以我一直对706这么多年的运作状态很感兴趣。我觉得过去我们更多谈的是工作学习与生活之间的平衡，life & work balance. 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熟人社会，居住在一起的人还能有些互补或者启发，我们就可以life & work fusion, 把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这种是不是有可能？那么前提是得有一个既能工作也能生活的院子。这就回到我们共同的经验——北京大院，工作、居住和公共设施共同存在。这个旧有的原型很大的启发了我们，在每天匆忙打拼的大城市里面，如何重塑一个年轻人的港湾。 

燕京里办公空间-云集，图片来自©META-工作室
燕京里办公空间-Loffice，图片来自©META-工作室
燕京里-内个咖啡，图片来自 ©META-工作室

另外关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比例问题。柯柯说的很实际，其实我们拿到的多数项目是城市更新项目，也就是说，我们是接手一个旧楼。所以多数情况下是要根据原有建筑的坯子来确保改造后有很好的坪效，这是商业空间必须要有的规划。那么具体到每一栋楼，哪里做公共空间更合适，哪里做居住空间，是单间还是一居室，这跟这栋楼原来的面宽，进深都有关系，所能划分出来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拿到的地，需要做周边社区的市调，比如周边有多少单间、一居室、酒店，他们的租金是多少，这反过来决定了你的定位。每个项目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不一样的。建筑师每拿到一个旧楼更新都会先进行强排（指按照坪效优先排布建筑平面），比如排出五种可能性，根据可能性再进行进一步的公私空间的划分，然后再去和市场调查进行比对，团队一起商量最合适的配比。

比较有意思的是，和柯柯说的差不多，燕京里抛开共享办公空间，仅就居住部分来说，公共空间比例也是50%。因为我们知道，快捷酒店最多做到70%～75%房间和公共空间的比例，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让房间小一点，但是保证舒适度，去加大公共空间的比例，比如100户以下的项目比例做到50%。我也做过更大一点的青年社区项目，200户的情况下可能在40%，比通常的30%高一些。但这个公共空间不可能过大，主要是如何做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尺度，让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发生一些有意思的公共活动。

燕京里的活动；图片来自 ©燕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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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共享居住空间中公共空间的价值？

凯：很多情况下公共空间其实都是作为附属品存在的，比如公共厨房啊，健身房，是为了给共享居住的项目带来附加价值。有无可能公共空间本身也能创造价值？

王：我觉得公共空间本身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的，是为住户创造交流，让他们产生社区感，这就有了增值。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就可以比周边的小区同面积的空间收取更多的租金。当然，不是说硬收高价，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个条件，成本就可以也需要均摊到每户上。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个1000平米的项目，我们用300平米做公共空间，700平米做房间，这是常规的快捷酒店的高效做法。但给人感觉很不好，除了大堂走廊就没有什么了。但如果我们把比例调到50：50，房间虽然小一点但是我们设计的很cozy，人们除了在房间做私人的事情，之后就可以走出来就可以交流，做些在一起更有趣的事。人们增加对社区的认同感，也就宁愿多付一些钱来住。 

燕京里公寓户型-双傍儿（duo），图片来自©META-工作室

另外是不是可以有分时段收费的空间，这个取决于是否有智能软硬件进行配备，最好不要增加人力运营成本。我认为可以有一部分比如说健身房是收费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总的来说公共空间最好还是开放的，内部形成一个自洽的机制，而不是靠收费去管理。都是收费的味道就变了。

凯：第一间玖楼的一层是咖啡馆，这个公共空间是聘请专人管理还是住客共治？

柯：正好也可以回应一下王老师的看法。我也觉得公共空间越少商业性质越好，不过居住的利润很低，所以必须需要一些商业的东西进来，比如对外的咖啡厅或是健身房，对住户会有额外的优惠。空间内的公共空间，除非是一些住户会想要用这个场地办收费的活动，那么可以收取一些场地费或是清洁费。但时间不能太长，不能让住户觉得他们的使用权被侵占。所以在当初设计规则的时候要先讲清，比如五六日可能有一些包场活动啊，住户是不是可以参加等等。设计的同时要配备硬件，连同未来三五年的规划一起想清楚。 

凯：那现在璞园一层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的形态，只有住客可以使用还是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

柯：我们分成了两块。一个是公众可以使用的商业空间，比如咖啡厅，里面有一些手作、瑜伽的课程。通过另外一道门禁，进到住户的生活层，有洗衣房、交谊厅、共享厨房，是住户专属的，平时不会做其他商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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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共享居住空间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凯：关于共享居住空间，你们经历了多种尝试，是否提炼出了可复制的模式？

王：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很难说在两三年里搞清楚。我个人认为，共享居住是很难被产品化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对居住生活方式的理解，和买房是不一样的。买房是买产品，选择共居是选择生活方式，跟筹划社区的人、来居住的人的生活经历都有关。比如我们的社员住进来后给燕京里取了很多绰号，比如京城版的“老友记”。因为我们客厅有个大沙发，大家经常在那上面嘻嘻哈哈，就像美剧《老友记》里一样，还有《我爱我家》里那个著名的葛优瘫的沙发。后来我们才知道，社员会跟电视剧里一样像个家庭似的排辈，什么二姑小侄子的。其实就是我们创始人的大院生活经历和燕京里住户的生活经历，产生了一定的契合，从而使社区文化诞生成为了可能，但这不是可以百分百预设的。

后来我们把这种概念和其他项目进行了结合，比如我们在西安有个项目，我们开玩笑叫“西京里”，青年公寓+办公+院子+社区活动空间，也是厂房改的，还在海南有个青年共享创作基地，但我始终觉得不是以同一概念在复制，而是本着非常简单的概念。有句老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很温暖，大家在一起很多可能会发生。而到了每一个地方，具体问题会有具体解决方式，也会有不同机制，产生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独特性的文化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个模子套进去的。

柯：同意共居比较难被产品化，共享很需要人在其中发挥作用。我常在想，如何翻转对房地产的概念。比如以前，我们看房会问采光、面积、建材，但很少有人问我要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有好的关系就会有好的生活品质。那么是否共享居住可以创造一个好的邻里关系？我们应该都有这种经验，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周围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对关系的认识都停留在手机电脑等虚拟空间，生活只是两点一线，很少有机会面对面碰到实体的人。王硕老师在新青年公社的项目里，打造很多小客厅小角落，让人们有机会去相处、碰撞，说声Hi。让人们熟悉身边的人，这样的社群会有支持的力量。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赋予彼此角色，有人在前面冲，有人在后面支持，有人做协调者，找到合适的人住在里面，才有机会打造社群的文化。

凯：那么如何判断和筛选“合适的”人，你们有所谓的“标准”吗？

柯：一开始很困难，我们摸索过很多方法。一般先把生活习惯相近的放在一起，一旦差异过大会相互打扰。然后，我们会先去找住在里面的freelancer,因为他们在家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会通过社群经理跟他们进行比较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就会知道里面社群的面貌大概是怎么样的。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理念一致。比如，住在一起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发生冲突，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去沟通？ 总之，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的表格，请他们填写之前有没有共居经验、对未来的理解、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分享的，以及想从社群里面获得什么。社群经理带看房时会特别带他们到公共空间去看，让他们亲自见到生活在里面的人，也会让他们停留一下，实际感受未来生活可能的样貌。 

凯：特别同意！筛选机制本身也是促进大家产生火花的机制。那么燕京里是否也有筛选机制？

王：只有燕京里是我们自己运营的，我刚才提到的其他的项目都有自己的运营方，我更多的是回访和观察。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两次变化。最开始做燕京里的时候非常理想化。我们的团队很复合，有建筑师、有做开发运营的，还有搞行为心理学的，甚至还有研究生物群落的专家智囊团。我们的设想是，就像热带雨林池塘周围会有一个精密的生态群落，是由食物链构成的，不仅仅是捕食关系，也会形成互补。那么人群会不会形成有趣的生态位？我们设计了一个图谱，想法是按照图谱筛选住户。最开始的时候摸索着执行，倒也没让他们填表，而是会和他们聊，了解他们的特长，比如如果一个人擅长搞戏剧，那是不是可以带领大家排练戏剧。那么就可以用特长换取租金的补贴。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产生怀疑。

燕京里是被投资的社区，毕竟是商业行为，过分的强调理想的客群从而去进行筛选的话，那不符合的就不让住吗？当然毕竟是青年社区，我们会设置一些门槛，肯定不会让有带孩子的家庭住进来，也没有那种房型。一开始想过是不是不让年龄过大的住？后来我有印象住进来一个老大爷，六十来岁，但是他特别酷，穿一身皮衣，每天骑一摩托，他也挺适合的。如果50+年纪的不让住，不就把这些有趣的人筛出去了吗？另外，出于入住率的考虑，若没有到达理想的状态，这时有人来了，那你还筛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只要基本条件满足，比如不带小孩，那么愿意来就都能来住。

后来我对这个事的看法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其实只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协调机制，这些人住进来之后他们会自己进行筛选。就像一个线上论坛自己会有版主，也有灌水的。线下社群也一样。举个例子，我前一段对旅行很感兴趣，看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人花了四个月去欧洲旅行，前面都有旅伴，最后两周只有TA一个人，TA突然发现，最后两周虽然看了很多漂亮风景，但比前面三个半月都难熬，因为没有人陪伴。

所以旅行中重要的不只是看到什么，更重要的是旅伴、跟谁在一起。城市中的生活也是一种人生的旅行，选择和谁在一起同行还是很重要的。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经验是天壤之别。我是觉得关键在于怎么找到合适的关系，但一开始无论你的研究再精密，也是无法预期的。所以其实可以放松一些，观察入住的人，有好的管家，好的协调机制，让社区文化自我调节。比如新青年公社，刚才柯柯也提到了，我们设计的比较开放，有很多角落，一转角就能和各种邻居偶遇。但有人特别爱安静，嫌吵。于是这些个人就自己协调，换到了楼里端头的区域，那里就变成了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去设计让社区自我调节、自我演化的机制，让他们自己生长，因为社群始终是动态的过程。

凯：王硕从小在大院长大，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相对理想的空间？这种自然形成的生态适不适合放进共居里面？

王：我其实一直在自然形成的生态和控制的环境之间犹豫。我觉得控制是有限的，要允许社群自己长出来。大杂院好的不好的时候都有，你搭个棚子超过一厘米都有可能打一架，但有时候一个人不会做饭，又有可能一个礼拜蹭邻居的饭都不重样。所以不是只要共居/共享一定就是好，放到社区里，也要接受它有好有坏。我觉得不要因此过于干涉，只让美好的留下，这就不是真实的现实了，因为现实就是五味杂陈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原型，你可以观察记录，但我相信最后真实发生的一定会出乎每个人的意料。

凯：对于不适应共居生活的住客，玖楼是不是也有协调机制？因为我想即使有筛选机制，最终住进来的可能和想象中的也不一样。

柯：其实也不能说是筛选，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住客。王硕老师说得对，在商业底下无法做理想化，除非是co-housing合作社。作为商业运营的公司，了解客户，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够了）。我们协调的方法是开“家庭会议”，拟定“生活公约”。我们有个基础模板，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会由社群经理、小管家先了解经过，之后给到反馈。因为共享空间欢迎所有人，但不是适合所有人，需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我也很同意王硕老师说共享空间不是只有好的一面，要接受它的外部性，我们只是透过空间和机制，让故事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保有这样的弹性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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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共享居住空间项目是如何找到投资的？

柯：我想问王硕一个问题。燕京里是一个投资项目，投资人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是怎样的？

王：因为我在合伙人中并不是负责投融资这部分的，所以可能说不到点上。就我自己的理解，任何一个最终能放到市场的产品，重要的是理念而不是产品本身。任何一个产品，市场上很多都有，但一个新的理念出来的认同度，也就是投资人看到的价值。作为一个初创品牌我们会见很多投资人，尤其是种子轮天使轮。一礼拜见四五十家，但肯定不会去说自己产品多牛，确保会有多少收益。因为作为初创的产品，无法用数据去证明自己。所以靠的就是理念，投资人肯定会以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以及代入客户去判断会不会有溢价。 

比如燕京里，位于现在北京CBD东扩的范围之内，坐地铁很方便，走到地铁站只需要五分钟，打车去CBD也只需要十五分钟。所以首先，它有离CBD很近的价值，而且在CBD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支付力是很强的，我们的项目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生活理念让他们多一种选择，并愿意为之付钱？我就有这种经历，租一个三四千的房子，又花了好多钱把里面的东西都换了一遍。如果有这样一个社区，直接住进去就很舒服，而且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愿意花七八千块住进来，这就是溢价。还有做得品质更好的，比如上海一些项目，面向外国人，租金做到一万三或是一万五，只要维持溢价、保证租住率，模式就可以成立。那么也许就会碰到比如投资方还有地，你就可以突破二房东方式，或者作为运营方……往后延伸方式会有很多。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个导演朋友，拍了个片子，票房很差，我问那还有人找你拍电影吗？TA说有啊，票房不好有各种原因，但我可以证明我能够拍完整的片子，我的逻辑是跑通的。所以我觉得回报率不是检验的唯一指标，而是投资人是否认同理念，是否给你除资金外的支持，比如提供导流的方式，那么你的理念加上投资人的资源，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凯：那么我想接着问王硕，你们合伙人之间是否发生过冲突？比如你不是负责投融资，但是那位伙伴却和你看法不一样。

王：合伙创业肯定会有各种争执，如果没有反而不对了，说明一个人独大。合伙就是各有特长，最终达到一个平衡就好，大家的ego融化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奇数个合伙人，我觉得三个人比较合适，再怎么吵也会有两个人比较一致。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合伙人之间的平衡机制，这个不只适用于co-living的项目，所有的创业公司都需要。 

王：我想问柯柯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燕京里其实是比较独特的，是因为正好在延静里，我们还没有做到把它产品化、品牌化，在不同的地方落地。但我知道有很多个玖楼，所以是怎样把好几个空间都归到同一个品牌下面去运营的呢？

柯：其实一开始是分散式的长租公寓，进行了两三次产品迭代，后来形成是以社群公寓为核心，周边设置卫星式宁静公寓。因为公寓的使用方式会随着年龄变化，年轻的时候会接受公共空间有很多人，那么当一个人工作稳定年纪渐长，TA就会对个人空间的要求变高。所以我们就在周围设置了一些宁静公寓。这样当TA需要社群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到社群里。 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最多的时候有40多套房，100多个床位。后来发现分散式的管理对人员消耗很大，因为很多都需要到现场去处理问题。

后来我们转向一整栋社区，就开始找老楼进行改造。但在台北市的CBD找到楼的话比较困难，我们开始在类似北京五环外的地段，做第一个尝试，和类似链家的机构展开合作。但他们对投资回报率很严格，我们当时答应先试试看。第一个项目只有20几间房，所以在规模经济上无法达到很好的状态。 同时我们也在接受市场上比较便宜的老楼，政府提供的地，比较便宜，2500平米的话一个月租金才五千到一万块人民币，我们决定把资源转到这个地方去。但那些楼是当时军方随便盖给退伍老兵住的，我们需要改造。而且没有使用执照、建筑执照，需要补。所以我跟政府签了九年租约，结果一开始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决行政程序。后来我们找了一家类似万科这样的建设公司加入，对他们来说先求不赔就好，而是先看看怎样能让这样的项目在城市里发生，看看是否能给未来的房地产带来一些启发，比如是不是有可能不需要都买房，而是活到老租到老，能不能在比较年轻的世代之中打开新品牌的曝光度。所以合作还算比较顺利，之后我们变得更像是营运团队，只要哪里有合适的楼，我们可以复制这样的团队到那里去。跟当地的发展商去合作，我们负责做整合和招商，把基础的管理和故事、社群运营做好，自然就可以打造好的社区，造成好的溢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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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后疫情时代共享居住空间的未来在何方？

凯：疫情是否对你们的共享居住空间项目造成了冲击？以及疫情让人和人之间更紧密还是更疏远？

王：北京没有爆发严重的疫情，但管理很严格，外国人基本进不来了。燕京里有几类客户，其中一类是候鸟型，构成是类似跨国公司经理、国际组织成员、空姐这种人，他们在几地都有住所，喜欢社区的感觉，这部分支付能力很好的人也完全流失。 刚才柯柯也提到和发展商合作，发展商是二房东，他们是轻量化的管理团队。我们的方式是因为只要有投资的绑定，那就会对回报率要求比较高，但如果只是平台流量的合作方式，比如把我们的房源挂在合作方平台上面，利润分成，就会好很多。疫情之后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这个，原有的部分客户丧失后，必须要接受和更大客户量平台合作实现导流。 

我个人对疫情的看法，最近也给建筑学报写了几篇文章。以前的居住模式是可以被重新利用起来的，比如大院。大城市大的有机体下的形成了小的有缓冲机制的社区，一定程度上实现半自给自足的模式。比如2003年SaaS的时候，我还在清华大学，学校切断了内外界的联系，基本感觉不到有疫情，生活方方面面还都正常运转。现在对于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社区可以控制好边界的话，内部又能实现工作生活的融合，甚至于通过融合还能诞生文化和娱乐社团，那他们就不是必须到城市里干很多事情，在社区内就足够丰富了，这对于抵抗疫情是很高效的。所以我挺看好后疫情时代这种复合社区里多样化的活力，会是新的增长点，肯定比关门小区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更能获取城市中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凯：据我了解，台湾的住宅公寓没有封锁的小区管理？怎么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生活？

柯：台湾的街道尺度介于香港和日本之间，比较少说小区式管理。所以在截断传播链这件事上，很大程度上靠人民自己，所以资讯流通很重要。后疫情时代的居住模式，我觉得人还是渴望面对面的互动，我也同意王硕的说法，我们可以生活在15min以内的距离，不扩大生活范围，一切需求都可以满足。在这样的情境下，自己的家里也许不需要更多东西，必须可以用共享厨房，共享洗衣店。

凯：或许在几年之前，co-living只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选择，那么是不是未来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co-living？

王：不好估计。就像旅行，有些人会找个伴，有些人又会寻找孤独感。对于租房的人群，也不能用年龄去判定，也许有些人到了五六十岁还是nomad的状态。他们以前的唯一选择就是去租城市中各处的零散房源，我也有这种经验，有那么几年各种小区来回飘，因为各种原因，甚至被房东踢出去。那这群人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选择，有社区感、归属感的co-living社区。而且这些流动人群，登记入住在一个固定的社区，TA也要为TA的行为负责。我们就有这样的社员，喝多了，把很多东西弄坏了，如果只是面对一个房东，他这就是个人行为。但现在在社区，这成了公共行为，他要负的责任就更多。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会被大家轰出去。所以从城市管理来说，这也是个不错选择。 

柯：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多是靠垂直认同，比如家庭，你的爸妈。但有时也需要寻找水平认同。面对生活的巨变，我们都是新手。我们从未遭遇过的疫情，有这样有一个归属感的社群，让你面对这样的变化的时候，获得社会性的支持，让你更好的软着陆到新的变化环境之中。一个新的住户可以打造自己的舒适圈，从这里开始学习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即使后来离开，也可以把这种概念带到下一个社区，变成一个种子，让新的生活方式继续循环下去。我觉得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好的。

王：我很同意，心灵的归宿比你的物理状态——你的房子有多大，你有没有合适的冰箱炉子什么的要重要得多。过去城市忽略的是水平网络，我们只能通过大家庭中不同辈分的人对话来寻找自己的位置，获得认同感。但在每个人都要拼搏奋斗的城市里，过去的机制就失效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跟人的精神境界有关的东西，共居不是大家住在一起，share一个厨房这么简单的事，是一种新的寻找人的认同感的方式。不只是在城市里才可以发生。我很喜欢水平认同这个词，你如何在自己短暂的奋力拼搏的青年期、中年期建立起自己的水平网络，这是co-living可以提供的截然不同的东西。 播客录制于 2021年5月23日此播客系列由706青年空间支持706coliving小组执行

播客录制于 2021年5月23日，此对谈系列由706生活实验室支持，706coliving小组执行

企划｜李兰若
主持｜凯晶
文字记录｜李兰若
文字编辑｜慕月
排版｜凯晶
插图设计｜许灿
音频剪辑｜舒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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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生活实验室

706生活实验室是706青年空间旗下的居住合作社项目，一直在探索青年人更好的居住方式，15年起步，2020年模式基本成型，陆续被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第一财经周刊，中青报等媒体报道过，2021年开始陆续拓展到国内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成都，大理，泉州等不同城市。

2021年8月份 开始，我们准备发起”706生活实验室全球拓展计划”，如果你想在你所在的城市统筹发起一个706生活实验室，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南京，武汉，重庆，西安，青岛，哈尔滨等地，甚至在纽约，伦敦，旧金山，你都可以参考上面的流程，706会帮助你宣传和招募更多的共创小伙伴一起筹备。

为了顺利落地各个城市的706生活实验室，我们也会持续公开招募“生活实验室召集人”，“出资共建人”和“空间共建人”:

▼ 生活实验室召集人
如果你在你所在的城市，想在706的支持下筹备一个全新的生活实验室，你都可以申请成为你所在城市的706生活实验室的召集人，来和706共同宣传和招募更多的小伙伴来筹备一个全新的生活实验室。

▼ 出资共建人
如果你认可这种理念，愿意出资参与共建706城市客厅，出资金额上千到上万都可以，出资性质根据各个城市的706生活实验室的性质而定， 有的是捐助，有的是小额投资；

▼ 空间共建人
不管在世界哪个城市，纽约伦敦，还是东京台北，北京成都，不管你是认可“706生活实验室”的个人房东，还是物业/机构/公司，只要你有合适的5居室及以上的房源，愿意免费或低价提供给706生活实验室项目。

如果你想成为生活实验室召集人，或想支持我们，或者提供低价房源，都可以沟通706小管家（微信xiaoguanjia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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